抗战中来自法兰西的空中骑士：法制D510C战机对抗日寇

  法国一直以来就是航空军事大国，上世纪2、30年代的中国各地军阀曾大量采购法制战机作为空军的主力机型，例如东北空军。而在抗战中，中国也曾使用过一款法制驱逐机用以对抗日本航空兵，这就是D.510C驱逐机。

  D.510驱逐机是地瓦丁纳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初研制的D.501驱逐机基础上发展出的最后一款敞开座舱驱逐机。该机原拟专供外销，采用张臂式低单翼、敞开式座舱，宽距固定式附装轮罩式起落架。安装一台伊斯帕诺—絮扎（Hispano-Suiza）12Ycrs型860马力12缸发动机和金属三叶式螺旋桨。为便于前线使用和改善着陆性能，该机的起落架采用了油气缓冲，发动机备有气压式启动装置。

  D.510驱逐机的火力在当时的驱逐机中堪称强大，其左右翼上各装有1挺7.5毫米达尼（Dnrne）MAC—1934机枪，每挺配弹350发，发动机两排气缸之间还革命性地安装了1门伊斯帕诺—絮扎HS—9型20毫米机炮，配弹60发，炮管穿过螺旋桨主轴向前射击。另外D.510驱逐机在左翼前缘装有射击照相枪，并配有供氧系统和双向无线月首飞成功，成为了法国战斗机中第一架水平飞行最大速度超过400千米/小时的型号。

  D.51C驱逐机出口过多个国家，但是出口数却不多，大多数国家只是购入1至2架进行研究，反倒是法国，因该机改进后性能得到不少提升，而为本国空军采购了不少。二战爆发时，法国仍有两个大队装备该机，但此时该机性能早已落后时代。法国战败前夕，这两个大队被转移至北非，1942年底盟军进攻北非时，还曾起飞抵抗。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国民政府也开始紧张准备对日作战。虽然中国订购的第二批的霍克Ⅲ和马丁轰炸机此时尚未交付空军，但考虑到中国无法自产先进战机，开战后战机的消耗必定很大，因此国民政府想法设法积极开展外购战机的行动。

  193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作为特使在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顺道率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秘密向各国商洽贷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战之需。

  孔祥熙向各国提出了采购先进战机的计划。中方向英国订购其刚装备不久的“斗士”MKⅠ战机36架，英国起初因怕得罪日本而不愿出售，后在孔祥熙等人的四下游走后终于同意了这项采购计划，最终这批战机抵达中国，装备了空军第三大队和五大队部分中队。

  1937年6月，孔祥熙在访问德国期间向其订购100架Hs-123双翼俯冲轰炸机以及数量不明的Ju86战斗轰炸机。但由于此后抗战全方面爆发，亲日派的时任德国航空部长戈林曾一度下令停止供华军火，但在更看重经济利益的德国外交部和亲华派的国防部长柏龙白调解下，供华军火以更隐蔽的方式恢复运输。

  由于德方按照希特勒指示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武器价款，外汇紧缺的国民政府为保障更急需的陆军装备考虑取消上述战机的订购。1937年12月8日，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署署长托马斯(Thomas)致电孔祥熙，表示对德订购之Hs-123和Ju86已装运，不能退货。最终12架Hs-123双翼俯冲轰炸机运抵中国，后装备第15中队。其余88架Hs-123均被取消。

  孔祥熙还向意大利订购50架菲亚特G50单翼驱逐机，以及2万枚意制航空炸弹。但意大利更为亲日，当1937年9月，航委会要求菲亚特公司交运这批装备时，被其断然拒绝。其实直到1938年初，意大利空军也仅装备了首批12架G50单翼驱逐机而已，就是想向华交付战机也完全做不到。

  早在1936年，中法两国便达成协议，法国准许中国以赊账的方式购买飞机。1937年7月，孔祥熙在访问法国期间向其订购了34架D.510C驱逐机、12架莫拉纳—索尼埃MS.406单翼驱逐机、4架包台斯（Potez）631C双发三座重型驱逐机、4架包台斯633B2双座攻击机，另还附订有9具伊斯帕诺—絮扎备用发动机、零附件、58座20毫米伊斯帕诺—絮扎加农炮、98挺达尼（Dnrne）MAC—1934机枪、弹药以及58000枚炸弹。

  然而这批飞机除D.510C驱逐机外，其余均未能运抵中国。当然这批D.510C驱逐机作为外销机型，其机上设备已被法方作了相应削减，比如机上的双向无线电设备，售给中国的这批战机上就未配备。

  12架莫拉纳—索尼埃MS.406单翼驱逐机原定1938年1月至6月间交付，可是合同先被搁置，等到飞机运抵越南海防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全方面爆发。法属中南半岛总督先是扣留飞机，1940年10月又将这批飞机分配给一个中队的法国空军部队。

  而头2架包台斯631C于1939年9月在越南海防被扣留，之后也被分配到中南半岛上的一个法国作战单位。4架包台斯633B2双座攻击机还未运出法国就被扣留，最终这三型战机都未能加入中国空军。

  D.510C驱逐机的合约于1937年8月3日与法国航空物资输出局签订（“C”代表出售给中国的型号），飞机由SNCASE制造，只是这批飞机的数量由34架减为24架。1937年11月2日，头2架D.510C驱逐机从法国运出，然而在法国政府下达禁令之前，只有5架加装了20毫米机炮的战机送到了中国手中。

  最后6架战机于1938年7月17日从法国运出，其中一架在河内组装后，于7月22日由一名法国飞行员飞送到昆明。另外12架战机由铁路运送，其中的8架战机于月底时完成了组装，但是由于对测试飞行的费用有所误解，这批飞机均不进行试飞，唯一一架试飞过的战机曾于7月进行过升空飞行表演。

  由于在河内的一场意外事故，这批飞机中的一架被除籍，最后10架飞机的交运则被法国的殖民地部长阻拦，一直到12月才得以解禁。

  1937年11月，此时空军购买的苏制战机已经有计划地在批量装备各部队，英制“斗士”战机也已运抵香港，即将装备部队。因此，为缓解飞行员不足的困难，国民政府拟聘用一批法籍飞行员，组建航委会直属第41队，来驾驶这批D.510C驱逐机。

  根据《空军抗日战史》第九册《中国抗战外籍空军志愿队参战史记载》：“1937年11月间，孔祥熙电请巴黎军火商奥廷纳代为招聘，最终招聘到法籍飞行员及机械人员各8人，其合同暂订半年，自1938年4月底至10月底。

  从1938年6月初，该批人员始由赖俾特率领，到达昆明应聘，经指定航线加以考试，将其中身体不及格及技术最劣之一员解聘，其余轰炸4人，驱逐3人，机械8人，均予聘用，连同前次留用之空军第14队之法籍飞行员赖波雪，蒲林格及新投效之英籍飞行员魏海德等3人，共为18人，并配属事务人员，及拨给地机6架（中国空军称D.510C驱逐机为地机），合组为空军第41队（又名法员队），派赖俾特为队长，在昆明正式成立。”

  第41队虽已然配备有最早运抵中国的6架D.510C驱逐机，但由于其中1架缺少20毫米机炮，另2架欠缺零部件，需待购置补充，因此原定前往汉口作战的计划只得搁置，暂行留在昆明待命。此时的中央航空学校本部已迁至昆明，并于1938年7月1日正式改称为“空军军官学校”，而第41队也与官校同驻昆明巫家坝基地。

  9月间，官校第8期学生慢慢的开始了高级飞行的最后阶段训练——轰炸机组使用北美机及大达机练习投弹，而驱逐组则使用霍克Ⅱ以及刚从一线部队退役的霍克Ⅲ驱逐机，官校的学生对于霍克Ⅲ这种可以收放机轮的战机早已羡慕多时，所以练得格外起劲。

  当月28日上午8时40分，正当学员们忙着训练装备时，校方接到防空监视哨报告，敌机9架由蒙自上空向昆明飞行。这是日海航鹿屋航空队的9架三菱96陆攻来袭。市区的警报已经响起，轰炸机组的飞机立即疏散，地面的驱逐机则由胡莊如与周庭芳等教官领队升空迎敌。官校的学生随即发生了争抢飞机的情形，第41队的法国人也忙成一团。

  洪奇伟与吴国培两名学员，各抢登了在停机线架霍克Ⅱ，紧急起飞爬高并编队对空搜索，果然发现远方出现9架日轰炸机，两人还没有受过格斗训练及对空射击训练，连如何站位也完全搞不清，所以他们虽然远远望见敌机，但却始终追不上，内心痛苦急了。

  而教官姚杰此时已杀入敌阵，单机击落一架日机。8期的飞行学员黎宗彦原本要返场降落，一发现地面的布板信号，就迅速爬升至一万公呎，加入姚杰与周庭芳教官的编队。他紧跟教官们，发动猛烈连续的攻击，另1架敌机也被众人击中，当场坠落。随后姚杰与周庭芳合作，再次击落1架日机。

  日机1架坠落在宜良附近，2架坠落在路南附近，其中1架为台湾号，共6人，另1架为2679号，内5人均焚毙，我方2架霍克战机被击中数弹，仍平安降落。

  官校的各机返航后，学员吴国培悄悄地告诉洪奇伟，说自己追了老半天，终于碰上一架落单的大飞机，于是立即追过去开了一阵枪！及至近距离才发现是1架逃警报的民航机，赶紧拉起机头躲入云中…最后记起彭週学长的遭遇，心里还是越想越害怕！（彭週，航校七期学员，1937年10月1日，他驾驶一架霍克战机，在汉口机场将我军一架正准备着陆的德制He-111A0轰炸机误认为日军96陆攻，俯冲攻击后击毁了该机，造成包括分队长周莲如在内的6人遇难，后被关入监狱，释放后被延至12期才予以毕业。

  此后遂驾机投敌，1942年3月后，彭鹏曾任“伪中央空军学校”飞行一连三分队分队长、伪空军副总队长等职。1946年10月17日上午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此战中，与教官合作击落一架日机的黎宗彦，创造了中国空军在校学员未及毕业就击落敌机的纪录，在空军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第17期的《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了著名记者朱惠之的文章《九二八昆明空战大捷记》，并在21期的《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了黎宗彦亲自撰写的文章《“九二八”昆明空战——我是怎么攻击敌机的》。

  （黎宗彦，广东崖县人，1917年10月12日生，航校8期毕业，空军第三大队32中队少尉本级飞行员。1940年7月4日，在重庆空战中，其所驾3205号伊—152战机，因飞行时间过久，油量耗尽，迫降达县白衣镇，失事，殉国。）

  相较于官校教官和学员的战绩，第41队的法籍飞行员们则未战先惧。此战，该队起飞3架D.510C驱逐机，遭遇日机后却并未交战，坐观我官校战机奋勇作战。

  这使得日机得以顺利投弹，对我方造成重大损失：日机向官校投下小型杀伤弹80余枚，炸死妇孺60人，伤26人。炸毁正在组装还未经接收的3架D.510C驱逐机，另1架停放在地面的4104号D.510C驱逐机，因飞行员既未请假，也未起飞，导致该机被炸伤，1名法籍机械士受重伤，卫兵死2人，伤1人，汽车被炸毁2辆。

  此后,该队仅有魏海德一员曾参加空战一次受伤，经送香港治疗，自此，第41队再未参加过任何战役。第41队外籍飞行员因品质技术不良，行为散漫，屡生事端，军纪荡然，而且以薪金不能照合同接受1美元折合法币3.39元的兑换率而屡生争执，蹉跎时日，不肯出战。随后又发生队长赖俾特携潜逃，飞行员葛朗不辞而别。

  因此，航委会认为：该队自成立后，既无成绩表现，亦乏作战精神，因之自十月份起（1938年10月），将该队人员陆续解聘，予以撤销，其中赖波雪，蒲林格及魏海德等三员尚暂留用，后于二十八年二月底（1939年2月）亦予解聘。

  第41队解散后，这批D.510C驱逐机便交由官校驱逐组接收，作为高级战斗教练机，一面训练，一面担任当地防空警戒。1939年4月8日，日海航第14航空队23架96陆攻分两批来袭昆明。官校接报后，由驱逐组组长胡莊如率驱逐机18架，分6个分队迎敌。其中第1至4分队为12架D.510C驱逐机，第5分队为2架霍克Ⅲ驱逐机和1架伊-152驱逐机，第6分队为空军第16和第18队的3架霍克75驱逐机。

  胡莊如首先发现敌机，他驾驶D.510C驱逐机进入敌9机之第二小队领队机正后方，距离400公尺，攻击3次，见敌机坠下黄色物一块，且速度减小，脱离队形，向右偏航，并有进云逃匿之样，决心在该机进云前将其击落，因战机20毫米机炮弹射完，左机枪卡子，右机枪中敌弹，经数次修理无效，飞近敌机约200公尺以内，仍未见其后枪射击。

  而此时他的战机发动机出现故障，只能以小油门维持飞返，正当他准备将飞机停到停机线时，第三批日机进入投弹，飞机此时已无法复飞，他急滚行至飞机场的西南角，躲过了轰炸，事后检查战机的右机枪及螺旋桨各中敌弹一枚。

  其余各分队的战斗情形与胡莊如大致相同，多数战机将炮弹打完后，机枪不是卡子，就是子弹耗完后也未能击落1架敌机。胡莊如后来总结到：地机（D.510C驱逐机）发炮，每次决不应超过三发，发射速度与震动均甚大，不易命中也。

  战后，空军总部对此战总结4点：1、发现敌机较迟，未能从容向前上方攻击，冲散其队形。2、各员前未练习地机实弹射击，致未能熟悉其射击之性能，而每次均发弹甚多，致未获多次攻击之机会，3、攻击不沉着，瞄准欠精准。4、地机接收未久，机枪检查欠佳，易于卡子。

  此战，未能击落日机。我方地面全毁D.510C驱逐机1架、达机3架、北美机1架，损伤伊-152战机1架、霍克75战机1架，空战中还有多架中弹受伤。

  在这次战斗中，未来中国空军的第三号王牌飞行员，号称“驱逐之王”的8期学员高又新也被编入第2分队，驾驶D.510C驱逐机参与了战斗。他在此战中表现的极其英勇，他驾机追敌至滇桂交界处始折返，中途攻击10次，后因水箱中弹，且燃油耗尽，迫降路南县以东40公里处，人面部微伤，飞机迫降落地时起落架折断。

  （高又新，1916年生，辽宁锦县人，官校8期驱逐科毕业，击落8架日机，获8星星序奖章、勋章，曾任四大队少校副大队长，1948年2月13日，被火车撞死于南京。）

  D.510C驱逐机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它所装备的那门伊斯帕诺—絮扎HS—9型20毫米机炮，这门炮被巧妙地安放在了发动机两排气缸之间，从理论上看，将机炮放置在这一个位置不但节约空间，而且还不需要专门设置调谐器，又能提高射击精度，可谓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好办法。而且这门炮在当时可算驱逐机上的重火力了，面对日军的薄皮96陆攻，一般只需2到3发就可将其打的凌空爆炸。

  但是在实战中这门炮却表现的极其不佳，正是这门炮被放置在了发动机的气缸之间，造成了每次开炮都引起巨大的震动，反而严重地影响了射击的精度。而且该炮还经常卡壳，特别是在俯冲攻击时，由于Hs—404弹鼓供弹弹簧压力不足，经常无法正常推弹。其冷却回路系统在遭敌火力后很脆弱，只要略微受损，发动机便无法工作。

  D.510C驱逐机的飞行性能也并不突出，特别是机动性更是不及伊-152和斗士战机。

  当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便进入到相持阶段。为了迅速瓦解中国军民的斗志，日军由抗战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略轰炸”。日本大本营开始制定对中国大后方的西北、西南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的计划。这其中的兰州、重庆、成都等地成为轰炸的重点。1938年12月20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川古志郎中将共同签发了对华“航空作战”的命令。

  1939年1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驻成都东门外沙河堡。航空委员会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实际首脑机关和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决策和重大行动，都是在成都形成并付诸实施。此时的中国空军高层也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将成都作为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进行建设。成都于是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指挥中枢，是空军最大的前进基地和后方基地，也是最大的教育和训练基地。鼎盛时期，成都几乎占了当时中国空军全部人力物力的80%，即便在抗战中后期，成都一地占中国空军全部作战力量和后勤力量的比重也常常在50%以上。

  为了保卫成都，对抗日机空袭，1939年间，空军第五大队被调往成都，常驻此地。此时日海航的轰炸机主力仍然是薄皮的96陆攻，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这款轰炸机，航委会再次想到了安装有威力巨大的20毫米机炮的D.510C驱逐机。

  1939年4月，第五大队26队接航委会命令，到昆明官校接收D.510C驱逐机。时任26队队员的高庆辰后来回忆到：“队长徐葆畇带领蔡名永副队长、张光蕴、王自洁和我，5个人到昆明，取法国造的地瓦丁机。这种D.510C式是液凉发动机。最特别的是除两挺机枪之外，还装有一门20毫米的小炮。但是飞了几次以后，徐队长认为它性能并不佳，不要接收，就又回成都了。”

  1939年6月，航委会又命令第五大队第17队前往昆明接收13架D.510C驱逐机。抗战爆发时，17队全队装备当时中国最好的驱逐机——波音281驱逐机，号称“白鹰”中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大放异彩，随后又在兰州空战中，表现优异，痛击日陆航的轰炸机队，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

  时任17队队员的韋鼎峙在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6月25日清晨，我17中队之全体空勤人员，在队长岑泽鎏率领下，从成都太平寺机场，搭上空运队所派遣的DCII-36号空运机，直飞云南昆明，下午安全降落于昆明巫家坝空军官校机场，下机后，远远看见我们要接收的飞机，那些飞机整齐而雄壮的排列在不远的停机线上，好像在欢迎它们的新主人似的…”

  “…晚饭后在寝室里，队长报告关于它向官校接洽公事的经过，说完之后，大家便开始谈论接机一切有关事情，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从他们的官校的同学、同事、长官或僚属那儿知道，他们对这种法国制的飞机都没有好印象，除了那门小口径炮而外，其他一无可取云云，自从这种飞机在官校发生两次“失事”之后，就被打入“冷宫”！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人，劝我们别接收这种落伍的飞机，队长听到这种情形，恐怕影响队员，所以不能不做心理建设，我记得队长当时以坚决的态度、明确的口吻说：我们是奉命专程来接收这种飞机的，既来之则安之，希望我们大家不要轻信这种风风雨雨，一切事在人为，他们与我们的任务不同，观点自然各异，他们又怎能替我们决定事情的好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再说我们的祖国穷，工业又落后，自己不能生产理想的飞机，性能好的飞机，外国又不肯卖，那还有什么飞机可挑呢？”

  时任17队队员的徐华江，多年后也曾回忆这次到官校取机时对D.510C驱逐机的印象并不佳：“我们坐好像是DC-2到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去接地瓦丁机（DEWOITINE-510）。地瓦丁是法国制拦截机，我们不晓得航委会为何需要买地机，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得到油量多和有无线电的飞机，但地机到中国后并没有装无线电，航行时间也不足，只能用于防御。敌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到重庆前一个多小时监视哨报告敌机动态。在中国有足够的预警时间，所以飞机爬升率是否够快就不那么重要。”

  “我记得17队到昆明好像接了11架，在昆明的时候没有接触外国籍人士，由中国籍讲解地机。地机大翅膀，起落架间距很宽和很高，这样阻力大，地机在地面的仰角很高，三叶不变距的旋桨，液冷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用压缩冷气瓶吹发动机，飞行员要摇磁电机产生火花，飞机有电瓶，但是电流安培不足。启动后在地面速率一大的时候扭力增加，固定的调整片没法修正偏向，要蹬舵修正，起飞的时候刚推平可能突然向右或向左偏很多，大油门的时候因为旋桨扭力飞机向右偏。”

  “地瓦丁和霍克75都不收腿，两者的速率差不多。地机和霍克75度没有无线电，它的外形很流线快得多，但是并不灵活和非常笨。它的性能不及伊-16，也不如霍克Ⅲ。其油量也不多，地机留空约40到50分钟，伊-15的留空时间至少1个半小时，加下油箱的话，多一个小时。地机的油量比霍克75短一个小时。地机的构造简单，它的妥善率90左右。”

  “地瓦丁机有20mm炮，但是瞄准不易。光环落在风挡前瞄准镜绿色的厚玻璃上，强光的时候会看不清。20mm炮管穿过Vee形发动机气缸夹角的空间。它有一个最多装50发的像左轮枪弹仓的圆桶弹夹。这种设计没想到重力的因素，一发炮弹进膛的时候机头向下的重力带弹仓的第二发出来时就很容易卡子，20mm炮的效果不大。”

  1939年8月3日晚23时28分，日机18架轰炸机来袭重庆。17队队长岑泽鎏率3架D.510C驱逐机配合四大队3架伊-152战机进行拦截。在地面防空照射灯的配合下，岑泽鎏以20毫米机炮射击2次，第二次射击后发现敌机灯光熄灭，即见地下起火，然而由于战机油量将尽，敌机航向不明，恐追远迷途，遂未继续追击，即在起火处盘旋观察，不辨何物，乃飞返。

  韋鼎峙在回忆录中认为队长岑泽鎏此战击落了该架日机，但在官方战史中并未明确击落记载。

  为报复苏联志愿队10月3日、14日两次奇袭汉口日海基地，1939年11月4日，驻武汉日海航第13航空队36架96陆攻及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各18架96陆攻，组成高达72架轰炸机的庞大机群，由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来袭成都。

  第五大队机群全部起飞分头迎战。17中队队长岑泽鎏率领7架D.510C驱逐机和27中队队长谢荃和率领的7架伊—152战机在温江至新繁间进行拦截。

  17中队队员韋鼎峙也参加了此次战斗，他回忆道：“我驾驶一架地机，跟随在队长机之左后…在前方的队长猛地发现在凤凰山机场上空有敌机大编队…队长为人机智，深怕失掉机会，不等我们全队转好方位，立即鸣枪摆翼，增大油门，直向敌机群猛冲过去，抢得一次攻击机会…我队遭遇敌机时，虽然是稍占高度之利，终以距离太远，只有队长有开炮攻击之机会，其余勉强达到炮的射程，只好远远开炮射击而已。”

  由于D.510C驱逐机上的20毫米机炮虽然威力巨大，但是经常卡壳，特别是在俯冲攻击时，由于Hs—404弹鼓供弹弹簧压力不足，经常无法正常推弹。故此次岑泽鎏采用降低高度，正面迎击的方式攻击日机，以发挥20毫米机炮的强大火力。他准确地击中一架日机，20毫米炮弹撕裂了日机的右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接着又击中了油箱，很快这架日机就坠落在了蓉市东南方，（这是D.510C驱逐机在华的唯一一个能明确的战果）但岑泽鎏的5901号战机的发动机也被击伤，后折回太平寺机场迫降,人机俱伤。

  另一边，29中队队长马国廉正率领的9架伊—152战机和五大队副队长王汉勋率领的26中队6架伊—16—10战机也在迎战日机。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紧咬敌带队长机不放，由于伊—152战机只有4挺7.62毫米机枪，威力较小，邓从凯驾机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的观音桥附近才将敌机击落。但邓从凯的2903号座机也身受重伤，他在迫降时不幸撞树牺牲于仁寿县向家场。

  26队队员段文郁的腿部中弹两发，但其忍痛追击敌机，将其击落于中江县内，但段文郁终因失血过多导致昏迷，其驾驶的2609号战机坠毁在金堂县附近，英勇殉国，年仅22岁。事后查明邓从凯击落的那架96陆攻的指挥官正是号称“轰炸之王”的日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他也是抗战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航一线作战部队中军衔、军职最高者，死后追晋海军少将。

  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参谋的刘景轼奉命前往现场调查，1985年，他曾回忆道：“…当天我赶到简阳，已黄昏时分，与县长张某商量部署后，即乘马夜行赶往三岔坝，与驻军第十七师某营营长会面，他说，肯定没有跳降落伞这回事，当见到飞机坠落时，他就马上率部赶到现场，缴获了机上的轻机关枪数挺、小炮两门及手枪数支。我说：＇你做得很好，武器暂时由你保管，后送缴成都。＇”

  “第二日凌晨，我赶到观音桥，和当地区长会晤，他同样说，没有降落伞掉下来，并已派人守护现场。我们又去到离观音桥二十里许的现场上，见到敌机破碎的残骸和烧成一堆约七八具敌人尸体，我将在机上检查到的文件、地图及三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奥田），一并收藏准备带回。”

  “…返回成都，我向朱瑛（注：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代司令）报告经过，交呈文件、地图、相片。朱很高兴，嘱我将文件图片送交航委会周至柔主任过目。我往见周，周问我：＇你遇到我们（指空军）的人吗？＇我答：＇在简阳途间见到。＇他看了文件图片即交有关部门翻译查证，认定该机是领队奥田的，对我达成目标表示赞赏。过后空军司令部的人向我表示，敌机是他们击落的。我向朱瑛请示，朱说：＇当然是空军和高炮部队配合取得的战果，空军是首功。＇…”(注：2019年12月14日，“抗战老兵”刘景轼先生在成都“归队”，享年101岁。）

  此战日军承认损失4架战机，奥田喜久司大佐、分队领队细川直三郎大尉、森千代次大尉及16名空勤人员毙命。我方损失战机3架，牺牲3人，2人负伤。其中击落奥田喜久司大佐的邓从凯，是广东防城县人，1915年生，广东航校第7期、中央航校第5期高级班毕业，原系广东空军飞行员，出身“杂牌部队”，常被排挤，生前因击落敌机战绩奉颁三星星序奖章，追赠上尉，殉国时击落日机总战绩已达4.7架，是一位准王牌飞行员。

  取得D.510C驱逐机在华唯一一个战果的17中队队长岑泽鎏并不出名，但他却是笔者非常钦佩的一位空军英雄。他是广东恩平县人，1910年9月10日生，广东航校6期毕业。抗战爆发后参与多次作战，英勇卓绝，战绩斐然。1941年3月14日，时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岑泽鎏被日零战击坠于双流机场附近，不幸殉国。《空军忠烈录》记载：“烈士生前有战绩五次，因功奉颁二星星序奖章。”结合岑烈士生前诸多参战记录和战果，却仅获二星星序奖章（代表该飞行员曾单独或合作击落敌机2架），作者觉得实在是可笑之极。

  此后，第17中队的D.510C驱逐机继续参与内陆防空战，但却因为该机装备的HS—9型20毫米机炮的缺陷和战机老旧、维修不到位，导致性能直线下降的缘故，再未取得任何战果。（根据《二十九年度空军总校阅成绩总报告》显示，到1940年时，该机的最大速度已由402公里/小时,下降到300公里/小时）

  1940年6月，空军驱逐机部队做调整，第五大队将剩余的4架D.510C驱逐机移交第三大队接收。1940年7月24日，日陆航36架97重爆从山西运城起飞来袭成都，这也是日本陆军航空部队对成都进行的首次远程轰炸。三大队28中队少尉飞行员石大陆驾驶当时唯一还能飞行的一架D.510C驱逐机，配合友机升空迎敌。他在太平寺机场以南发现敌机向其飞行，14时35分，即在右上前方对头攻击，第二次在右前下方攻击，第三次在右后下方攻击，但均未效击伤敌机。

  1940年10月4日，日海航8架零战掩护27架97式攻击机袭击成都，由于有零战的护航，空军总指挥部下令：鉴于9.13渝市空战之经验及我机性能数量之劣势，为减少牺牲计，如敌确有驱逐机掩护时，决心避免决斗。惟我驱逐机仍先行升空警戒，相机进击，并使敌侦察机知我尚有有力部队，间接与（予）敌机以精神上之打击。”三大队2架D.510C驱逐机紧急进行疏散，但仍有1架在太平寺停机场外等待检修的编号P-5914的D.510C驱逐机，被零战机枪扫射焚毁。

  次日，45架日机再度来袭成都，空军各机继续起飞回避。在凤凰山空军第11飞机修理厂维修的编号P-5907的D.510C驱逐机中弹11、2发，另一架已疏散到邛崃机场的编号P-5917的D.510C驱逐机，在警报解除，准备开机返蓉时，被一架正在降落的空军士官学校编号F-6708的弗机撞伤了右翼。

  1940年10月26日，日海航8架零战，自宜昌西飞，来袭成都，空军各机陆续起飞回避，第三大队2架D.510C驱逐机也在其中。28中队少尉三级飞行员石大陆所驾驶的编号G-5802号D.510C驱逐机，被击落于蒲江县松华镇，机毁人亡。

  随着最后一批苏制战机的到来，空军各驱逐大队均于1941年初完成换装，此后D.510C驱逐机逐步退出现役。

  有些文章宣称中国向法国购买D.510C驱逐机的事情被日方知道后，很快便联系法方购买了一架同型号的战机进行针对性研究。其实这架D.510驱逐机是日本海军早在1936年就以AXD1的名义购入用于研究。当时三菱公司将两架96舰战2号1型为母体，换装了D.510驱逐机上的伊斯帕诺—絮扎12Ycrs型12缸发动机，以及在发动机两列气缸中间安装一门该机上的伊斯帕诺—絮扎HS—9型20毫米机炮。

  实际上就是D.510驱逐机嫁接在96舰战上的产物，该型机被定名为A5M3 96式3号舰载战斗机。然而日方通过实验很快发现，该机20毫米机炮的可靠性很成问题，没有多大的实用性，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此后，这两架实验用的96式3号机被改回96式2号2型，重新投入到中国战场上。

  《空军战斗要报及往来信函》（1940年1月—1944年4月），作者：航空委员会。

  《中国上空的鹰（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 1937—1941）》，作者：张青松。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专辑之四》，作者：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法籍外员队暨法制地瓦丁510C型战斗机—(Dewoitine D510C)》，作者：黄孝慈。

  43年之后，中美联合空军开始慢慢掌握了主动权，但那时候日本已经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