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寻找二元体制经济计算的变量和改革可释放的剩余

  刊者按：笔者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写了一篇“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的论文，投一家刊物后以外审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意见为由退稿了。后转投《现代经济探讨》，他们思想解放，鼓励学术讨论，在2004年第9期发表出来了，很谢谢。笔者将其分小专题文在我的公众号转发，今天发出之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者以为，华西里• 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Leontief，1976）加上奥斯卡·李沙德·兰格改进的中央计划机关价格试错机制，计划经济也可以使最优配置和均衡增长成为现实。（兰格，1936，1937）

  然而，战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经济，影响其经济稳步的增长失败最重要的三个原因是：生产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无法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快速地增长；禁止交易的体制安排，妨碍了诸如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价值化，使增长失去了其财富化的又一源泉；而诸多的计划配置和行政准入，又抑制了竞争，并阻隔了各经济要素的流动性。

  在一个一元计划行政体制的国家里，人们包括学界对此熟视无睹。因为其经济内部场景中，没有就效率、价值和流动性等有关指标进行经常性对比的参照系。

  研究二元体制与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关系，最为关键的工作是寻找、发现和定义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定性方面的概念和范畴，以及定量方面的变量及其之间的内生联系。从而形成经济学的方法和逻辑体系。

  中国经济改革长周期的渐进转轨，形成了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国际直接投资流动、贸易进出口、人员往来和信息内外交流，也使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成了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就使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间效率、价值和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两种区别和界定：市场机制经济标准状态，计划行政经济偏差和关闭状态。笔者初始的经济观察中，发现经济生活中，就生产要素看，加权平均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指标比较，与中国发展水平上下相当的国家数值低，而中国的数值高；资产利润率指标，国内非国有经济水平高，国有企业水平低；土地利用率，国内非国有单位利用率高，而国有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利用率低。就不动产的土地和房屋看，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土地，政府少量补偿和无价格征收，但可以有偿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对于城镇住宅，居民能在市场上交易，是有价值的资产。农村土地和住宅，不允许交易，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些不动产对于前者来说是财富，有价值、货币、债务和信用等市场经济的流动属性；但对于后者，其不是有价值的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

  那么，怎么样找到渐进转轨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内生影响的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这一变量？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领域没有计划和行政干预的有关数据定义为标准值，把受到计划行政干预的有关数据定义为偏差值，二者比较相减，所得就是差值。

  一是有连续变化差值，即闸口变量，是规则性连续变化差值。例如生产要素方面，将发展水平相当并且人口能够自由迁移国家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以及国内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标准值，将有中国户籍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体制安排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还有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偏差值，二者相减，获得劳动力投入端口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以及投入产出端口资产利润率差值。2022年时，一些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加权平均比率为10.15%，中国为24.08%，差值为13.93%。因为其在世界经济组织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较规则地进行常规统计和发布，数据较为准确，并且容易获得。然而，还有非规则连续变化差值。如非国有单位员工冗员率和国有单位冗员率差值，还有非国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和国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差值，在统计网站上一般没有常规的统计发布，有必要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而获得，因此为非规则差值变量。数理表达为：

  二是有绝对差分变量，而且仅有0和1，定义为开关变量。它们的经济体制含义，是对某一物品进行的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两种绝对性的体制安排，在经济流量分析上表达的是开关关闭或者开关打开状态。主要用来分析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设置及其影响。数理表达为：

  闸口变量，给咱们提供了测度渐进转轨国家经济体制安排和变化，对真实生产投入量和产出量内在影响强度大小的测度。而开关变量，则柯观察体制内生安排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价值和财富流量有或无的状况。因此，闸口和开关变量，能成为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运算的内生变量。

  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不同的是，从法定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原则讲，体制性的闸口和开关变量没有价格。然而，闸口和开关实际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和行政功能，其客观地创造了诸多的寻租机会，具体实施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利用权力寻租，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因此，审批许可在需要办理与提供办理之间有着私下但不透明和不规则的价格。在公开的信息和公众的抽样统计上，无法表达闸口和开关私下价格之间，以及体制变量私下价格与流动实体变量透明价格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也使差值变量影响经济分析过程并不复杂。

  我们可以用闸口变量测算计划体制禁锢造成的产出损失。一是要素淤积未进入生产的全部过程的产出损失。由于从流入端闸口Z禁锢生产要素在低生产率领域淤积，其并没有流入高生产率的领域，造成了产出损失。其计算式为：

  例如，2022年，中国总就业劳动力为73351万人，前述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为13.93%，以（5）式计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218万人，劳动贡献的年平均生产率为40539元/人，劳动产出系数为42.38%，当年禁锢和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42651亿元。

  二是要素进入生产但效率较低的产出损失。这种生产结果性闸口Z乘以投入总要素表达的是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

  比如，2022年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09万亿元，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与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差值为3.54%，因为低效率国有企业当年损失的利润产出为10.97万亿元。

  上述（3）和（4）式表达的是，由于阻碍生产要素正常流动、生产的全部过程效率过低和禁止交易而无财富溢价，造成的产出损失。其刻画经济运行的状况：资源的浪费、闲置、低利用和禁止交易而没有流动性和无法价值化。通过这一些内生的计算，可以解释计划经济时期或者二元体制经济中，计划行政体制安排对经济运行效率和上涨的速度的影响。

  差值乘以所对应的资源、产出、分配和需求，就是其闲置、浪费和低利用资源、要素、产出、收入和支出，可以衡量过多和过少，定义为体制剩余、不足或者潜能空间。（周天勇，2021）二元体制经济学和体制性剩余，与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性剩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指渐进转轨国家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中的各种经济剩余，其由闸口和开关变量进行计算。后者是结构转轨发展中国家，如劳动力剩余是原生性质的剩余；数量是与其新兴的城市和工商业部门人口收入、劳动生产率、就业工资等水平相比较，计算在不发达农村和农业中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

  然而，如果是产出端形成的闸口Z，则需要用产出总损失除以投入产出标准值，获得体制剩余量。其计算式为：

  用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4.74%，除以国有资产低效率产出损失额，得出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为231万亿元。

  而体制性剩余资产的计算较为简单。禁止交易的各类资产，开关变量为0，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如果未来放开进行交易，则开关变量为1，再乘以其影子价格，为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测算的2023年体制性剩余土地房屋资产规模达650万亿元左右。

  从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稳步的增长奇迹的来源看，实际就是体制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改革，释放了被禁锢在一些闸口中的各种体制性剩余要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打开了土地和城镇住宅禁止交易开关，并且使无价值土地和房屋发生了资产化财富溢价。前述现代经济学几大由流动实体变量，按照有关经济关系组成的计算模型，没有体制安排及其变化变量，也不可能估算可以盘活和利用的体制性剩余规模。所以，既无法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奇迹，也无法仿真出中国未来还能够中快速地增长的前景。而对中国的未来来讲，体制剩余的规模多大，决定了其经济中快速地增长还有没有潜能。

  奥斯卡•兰格：1937《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